第十五章胡雪岩后人——往事何堪（2/2）

红顶巨商胡雪岩的经商谋略第十五章胡雪岩后人——往事何堪：准备有声小说在线收听

逃难上海

1937年，日寇逼进杭州，炮声越来越近，胡萼卿一家慌忙中决定逃难。祖母把首饰分了，让各家带上衣服、被子、细软，一起逃命。胡雪岩显赫时，于光绪九年（1883年），花重金在黄泥坞买山地200余亩，建造胡家坟庄，那些守坟的人便是“坟亲”。无奈中，胡萼卿一家逃到一个坟亲家里住了几个月。日本人又近了，胡家打算回安徽老家，但是路被炸断，只得半路返回。随后又逃到绍兴，直到1938年逃亡到上海。

“离开杭州的那个夜晚，过了钱塘江大桥没多久，就听得身后‘轰’的一声，桥被炸了。”

从温州乘船到上海后，借助胡筱梅舅父的关系，胡家在海防路租下一所旧房子中的几间。

二十多口人挤进三间房，祖母戴泳霓总说“我们是逃难来的，要回杭州的”，并不打算在上海长住。哪知国难时期世事难料，祖父母最后在这座房子里去世，胡家人在此一待就是50多年，再也没回杭州。

胡庆余堂此时难以为继，上海虽有一家分店，但是很难盈利，胡家人的那点股份起不了作用，也就断了经济来源。“挤在三个房间中的一家老少，各自为生活奔波。”

胡亚光在杭州已经是名气响亮的画家，他1901年出生在“芝园”中，1918年的那场火灾，烧掉了喜爱的书画，“为平生第一次大劫”。胡雪岩发家后，十分重视子孙的教育，请来杨乃武的同年好友吴以同任私塾先生。胡家的媳妇们，也多出身于书香门第，所以尽管胡雪岩自己读书不多，子孙却生活在浓郁的诗书氛围中。

到了胡亚光这一代，祖父胡品三爱绘画，外曾祖父戴熙是著名画家，外祖父戴用柏也有此爱好。1923年，胡亚光在杭州创办了“亚光绘画研究所”等，青年时就曾担任浙江美术会长等职，与社会名流颇有交往。为纪念曾祖父胡雪岩，胡亚光写了篇《安定遗闻》，为祖宗作了简传。

逃难上海的胡亚光必须负担家人生活，在学校当美术教师。“父亲那样搞创作的人，十分不习惯坐班，所以经常换学校。”后来朋友介绍他到上海第一医学院，专门画人体解剖图，“画油画、国画的人，根本不喜欢这些机械画，但是父亲一直坚持到了退休”。退休后他被政府聘为上海文史馆的研究员，又与读书绘画之人打交道了，胡亚光非常高兴。

来到上海后，家境陡然窘迫了起来，胡筱梅总看到妈妈为生计发愁。“每次新学期要来了，母亲就算四个子女的学费”，长子胡允正是一定要保证的，所以妈妈总对胡筱梅说：“如果要停学，只能停掉你的。”胡筱梅害怕像姑母一样，一辈子不独立，所以发奋读书，居然只用了8年，从小学读到了高中毕业。“我像拼了命一样，总是跳级，一心要读到高中毕业，至少能当个小学教师。”在重男轻女的封建家庭里，胡筱梅说，“我们只有在基因上是平等的，所以不能放过读书的天赋”。

到了上世纪四五十年代，哥哥考上大学，胡筱梅和妹妹相继工作、出嫁，没落大家族的子女们，又靠着各自的努力，离开了这个曾经拥挤不堪的家庭。没人再提过去的辉煌，因为它和每个人必须面对的现实相比，显得那样遥远而不合时宜。

胡筱梅说：“当时没人回顾历史，也没人编胡氏后代谱系，因为这些都不是‘红色’的。”

“文革”遭灾

1950年，调到上海某重点中学当老师的胡筱梅，兴奋不已。一部苏联电影《乡村女教师》，改变了当时一批年轻人的选择，也让她尤其向往当教师。“对我这样出身的人来说，头上还有一座封建家庭的大山，自己要背叛家庭，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儿女啊。”

而新中国成立后直到公私合营前，胡庆余堂的股东又能拿到利息了，靠着定息，一家人的生活渐渐好了起来。

谁料疾风骤雨般的政治运动，再次压得胡家人喘不过气。在入党时交代了家族历史的胡筱梅，成为学校的主要斗争对象。上海人谁不知道有家胡庆余堂，大老板大资本家的后代就在这里，还不迎头痛批？1928年出生的胡筱梅工作相当勤奋，年纪轻轻就获得了陈毅市长签发的“上海市第一届优秀教师”、“上海市第一届三八红旗手”称号，“这时候都变成了假的，成了我别有用心的举动”。

“大字报”上，有人“揭发”胡筱梅家里藏着8吨黄金，“我家那点小房间，不要说8吨黄金，连1吨煤球都放不下啊。”但是胡筱梅必须做检讨，讲述“我们的生活是吸了劳动人民血汗的”。

最让父亲胡亚光伤心的，是再次痛失画作。1937年，全家人离开姚园寺30号逃难时，家里被抢劫一空，成为废墟。胡亚光书画尽失，只有一位亲戚捡来一张“城隍山图”带还给他，他痛如剜心。

而“文革”中被抄家，老人更是没有反抗之力了。“那时李苦禅画的公鸡瞪着大眼睛，造反派便说他是针对无产阶级的。”胡亚光不敢多作画，开始画熊猫，熊猫画作后来成为了画家晚年的代表作。

胡筱梅的母亲辛劳一生，“文革”中首饰全部被抄。老人家完全想不通，自己最困难时，也不愿意变卖祖宗遗物，为何片刻化为乌有？1968年，急火攻心的老人病发而去。

胡雪岩杭州的亲戚也在“文革”中受到冲击。胡祖恩家是胡雪岩弟弟胡月乔的后代，因为是“资产阶级后代”，大学毕业后在北京化工部工作的胡祖恩，被下放到湖北“五七干校”劳动。儿子胡德辉提到，“父亲从来没有摸过稻子，让他割稻子，手轻了割不下来，手重了又直接砍到了自己腿上。”每天夜里，胡祖恩翻开长裤，满腿新伤旧疤，胡德辉说：“若不是妈妈每天劝慰，父亲早就活不下去了。”“文革”的经历，使得胡祖恩谨慎而寡。自己作为胡家后代的任何往事，都不愿忆起。

如今胡雪岩直系的第五代孙女胡筱梅，也已经是80多岁的老人了。老人喜静，满头银发，高挑清瘦，目光温暖。随着儿子搬离上海20年，老人说：“6年前我开始单住，照顾孙子的任务完成了，我也得让自己的晚年充实一些。”原本认为绘画无法谋生的她，在76岁时拿起了画笔，临摹父亲的画作。因为家学渊源，老人的书画有相当功底，不似新学。

据胡庆余堂老药师赵玉城寻找和研究，胡雪岩的直系后代有200余人，多在海外，分布在7个国家，几乎不经商。次子胡缄三卖掉了胡庆余堂的“招牌股”，送子孙到了国外读书。而胡雪岩临终前曾对儿子说：白老虎可怕。意即白花花的银两害人，经商是最有风险的事情。于

是在胡氏后人中，几乎无人经商，也无人入仕，基本“从文从教从自然科学”。

留在国内的胡筱梅，回忆起一生坎坷，个人命运与国家时局紧紧相连，已经不是“后悔”之类的话，可以改变老人的一片痴心。讲起学生，是老人最开心的事情。她给记者拿出两本厚厚的相册，是她在1958年任教的一个班级，全是她和这批学生在不同时期的照片。细心的老人，一字一句，在一旁记下和每个学生的交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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