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、新红A字自序(1/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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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新红a字自序
十余年之久,不发表所谓小说了。现在忽然又来发表这篇作品,尤其是以恋爱为主题(thea)的小说,社会对于我,也许会发生一阵的惊疑吧。
不过,我发表这篇小说是别有一个理由。
当民国十九年秋,我在暨南、大夏、中国公学等校担任文学概论的时候,在教课上常感着一种不便,即是在文学理论之讲述上,缺乏适当的作品为之示范。当时我曾空漠的想,假如我能写一篇作品来做文学理论之注释,换句话说,我是不自谅(量)的想写一篇小说来作文艺的标本以说明一般文学理论。
文艺无疑的是艺术之一,但是因其形态不同,而其所具的艺术性亦有高下之差。严格的说,小说在艺术中所占的地位并不怎样的重要。最富于艺术性的还是诗和戏曲。
文艺是主观情绪之客观化,但是客观化的程度愈大,则其抒情的成分愈减小,叙事的成分愈增大。叙事的成分超过了一定的限度以上,其距离艺术之域便愈远,小说是常常——其实是必然的——会患这种毛病的。文艺必须含有抒情的成分,但是抒情成分过于浓厚的文艺亦非必完全是审美的艺术的作品。
凡是足称为文艺的作品必然是抒情的,同时是审美的艺术的创作。
我们试以唐诗来说明。
论抒情的成分,李白的《长干行》实远不及李颀的《古从军行》,也赶不上他自己的《行路难》,但是论艺术的审美的成分,《长干行》却超出于《古从军行》及《行路难》之上了。
其次,艺术必须是诗的或接近诗的作品,必须是可能歌唱的,咏叹的,不徒是述叙的,说明的。换之,表现比描写更为重要。
最会损害艺术的便是情绪之过度客观化,即过于重视描写或叙述。说明尤其是艺术的致命伤。读了李白的《长干行》之后,若再读王维的《洛阳儿女行》、《桃源行》,或白居易的《长恨歌》、《琵琶行》、《井底引银瓶》、《母别子,子别母》等诗,便索然无味了。王维的诗已经是偏重于平面描写了。白居易的诗是更进一步,作家本身索性跳进作品里面去,从事现身说法了。故知王维和白居易的诗,不单在抒情的成分上远逊于李白的《长干行》,即就审美的艺术的成分上说,也望尘莫及。
如上所述,诗想维持其艺术的领域,尚如此之难,何况小说?
总而之,情绪之主观的表现过强,即抒情的成分过强,亦难称为理想的艺术。但若情绪之客观化过强,即叙事的成分过强,则如前所述,对于艺术亦有所损伤。
(甲)李白的《行路难》是情绪之主观的表现过强。
(乙)白居易的《母别子,子别母》等则叙事的成分过强,并且作者一面叙述,一面就所述故事加以批判,即离开艺术愈远而接近于讲谈的故事了。
在上述(甲)(乙)两例之间,得其平衡并能保持其艺术性者便是:
(丙)李白的《长干行》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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