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十章胡雪岩：成亦官商，败亦官商（2/2）

红顶巨商胡雪岩的经商谋略第二十章胡雪岩：成亦官商，败亦官商：准备有声小说在线收听

虽然，胡雪岩做丝生意亏空的数额有不同的说法，但不管怎样，拥资二三千万的他按理不至于因此破产。无奈“人怕出名猪怕壮”，胡大官人的盛名使胡雪岩成为社会公众人物，一举一动受人瞩目，况且他的亏空额虽不至于让他掏空积蓄，但毕竟是一笔了不得的巨款。如此这般，市面上便传四起，说他“头寸失灵”（“头寸”也作“头衬”，是商业用语，意为款项。钱庄付出款大于收入款时需四出张罗款项，就叫“调头寸”）。胡“头寸”摆不平的传搅得人心惶惶，人们纷纷前往提款，这样一来，胡雪岩的钱庄、银号穷于应付，拆东墙补西墙，顿现斗大的窟窿。

这个时候，胡雪岩偏偏又后院起火，上海阜康钱庄的档手（经理人）私下将各省陆续汇来应付兑款的协银弥补了自己的亏空。分驻各省的钱庄、当铺经理中有些人沉湎声色酒马，久而久之，开销巨大，不免私自侵占存款，也成尾大不掉之势。

由于以上原因，到1883年12月5日（光绪九年十一月初六日），胡雪岩在上海、北京、镇江、杭州、宁波及湖北、湖南的所有阜康银号、钱庄都面临倒闭。

危急时刻，与胡雪岩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左宗棠当然竭力为他弥补善后。1882—1884年（光绪八—十年），身为两江总督的左宗棠曾三次从金陵来到上海，每次都找胡雪岩晤谈。据《北华捷报》记载：左宗棠也曾试图力挽阜康颓势，“左督下令阜康复业，他并为此拨付30万元”。可是，挡不住京、沪等地大官僚竞相提款，原本可以应付过去的局面终于支撑不住。

阜康的巨额存户大多是官吏，胡雪岩宣布“倒债”，他们岂肯善罢甘休？如：刑部尚书、协办大学士文煜在任粤海关监督、福州将军肥缺内贪污赃款甚巨，以及历年所获赃款均存于阜康钱庄中。当阜康面临倒闭清算时，因给事中邓承修弹劾，经顺天府府尹毕道远查复，文煜在阜康有存款70万两。狐狸尾巴既然已露，文煜索性上疏请捐出10万两报效公帑，先把皇帝嘴巴封住，其余请求追还。各地官僚也纷纷效尤。朝廷凭空可得一笔“外快”，当然也起了查抄的劲头，终于下达谕旨，谓：“现因阜康商号闭歇，亏欠公款及各处存款，该商号之主、江西候补道胡光墉着先革职，即着左宗棠饬提该员严行追究，勒令将各地亏欠公私款项赶紧逐一清理，倘敢延缓不交，即行从重治罪。”

胡雪岩有个叫德馨的官场朋友，差不多这时已升任浙江布政使。

《南亭笔记》记载：阜康骤然倒闭后，德馨曾密遣心腹到藩库提取2万两银子赴阜康，代为偿付不足千两的储户的存款。有人对此疑惑不解，说“是库银也，焉得如是”？德馨却胸有成竹地说：“无妨也，吾尚欠伊银二万两，以此相抵可也。”他还派心腹告诉胡雪岩，夜半三更后将亲自去胡府。到约定的时辰，德馨果然微服来访，与胡雪岩彻夜长谈。中清清楚楚地写着：由于胡雪岩被律以官法，还要面对雪片般飞来的追债文书，刘巡抚担心“事急生变，奇顿隐匿”，也就是说怕打草惊蛇，胡雪岩狗急跳墙藏匿财产，“因密商升任藩司（明清时代布政使别称）德馨”，然后才有了德馨“亲至其家，婉词开导，令其将所领公款数目及各典资本全行开送”。经核计，“尚足相抵”。即使前述《南亭笔记》那条记述德馨夜访胡府的材料，紧接其下也明明白白地记着：“后所还公款，皆出于是（指从胡府抬回藩署的四大箧契据）。人始服德之用心。后德谓人曰：‘余岂不知向胡追迫，倘胡情急自尽，则二百余万之巨款将何所取偿乎？我非袒胡，实为大局起见也。’”由此可见，“与胡素相得”的德馨在胡危难之时，非但没有拉他一把，反而通过拿出2万银子替胡还债（其实事后也可追充返回）诱出了四大箧的契据合同。德馨不久被保举为江西巡抚，恐怕与他卖力为朝廷查封胡家财产有关。在清偿债务时，清朝官员又趁机巧取豪夺，如文煜以赔付70万存款为由获取胡庆余堂和元宝街胡宅等。

当时，户部严令各省追讨公款，其中命令两江总督核追胡雪岩侵取西征借款的行用补水银两（指交际应酬、保险、装运、水脚等费）106万余两。实际上，当年左宗棠知这笔款项只能以公了公，由胡雪岩具报，经陕甘督院堂咨会，户部早已核销，是有案可稽的，但此时户部却以“滥支”为借口，重算旧账。

两江总督一职在1884年（光绪十年）底因左宗棠到福建养病而由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代理。他在复户部的公函中指出：“前值收还伊犁、俄人多方狡展，和战未定，而关内外防营须饷孔殷。”在这种情况下，左宗棠“深恐因饷哗噪”，才举三笔西征借款，共1595万两，“虽其所费较多，而其所全甚大”，并说胡雪岩“若仅委员之虚名，而其平时交接酬酢，丝丝入扣，一旦缓急相依，即竭力以图……奉公非不谨饬”，“此番案属因公支用，非等侵吞”；该款“早经报销”，“而纪纲所在，或不得不慎重出之”，朝廷不应“失信”；而且“迭当各省歉荒，强邻逼处，亦幸得借款之可待”，看在胡雪岩借款接济的份上，要放他一马。

所以，曾国荃要求户部从中斡旋，向皇帝奏请免追胡雪岩于西征款中扣存的水脚行用补水银两，并表明“嗣后不得授以为例”。

曾国荃总算为胡雪岩说了几句公道话，但在当时的一片查抄声中，这无疑是孤掌难鸣。经过两年的追查清理，各省开报胡雪岩亏欠公款数目由浙江着追共得达16139余万两，亏欠江海、江汉以及两江采办军火、电线等经费7868万两（这个数字还不包括由各省关自行着追的款项），亏欠绅民私款难以估算。

胡雪岩所亏公私款项目纷繁，数量巨大，断断续续扣抵，拖延三年，到1885年（光绪十一年），由浙江着追的公款尚有4981余万两，由两江着追的公款尚有2081万两。屋漏偏遭连夜雨，这一年9月5日（七月二十七日），74岁的左宗棠在福州病逝，胡雪岩更失去了靠山。

当时，正好遇着户部尚书阎敬铭（1817—1892年，陕西朝邑〈今大荔〉人）办事雷厉风行，盯住胡雪岩不放。阎是道光年间进士，1859年（咸丰九年）到湖北总管过粮台营务，后来先后当过湖北按察使、署布政使、署山东巡抚，镇压过宋景诗起义军和捻军，他既有在地方为官的阅历，又善于理财，1882年（光绪八年）新任户部尚书，三人手握重权，在朝廷中举足轻重。曾国藩明白功高震主，解散湘军，悄然引退。而此时李鸿章的淮军却羽翼渐丰，成了朝廷中新的焦点；左宗棠原为曾国藩的幕僚，此时也脱颖而出。

俗话说：一山难容二虎。曾国藩在世之日，左宗棠、李鸿章还各自收敛，相安无事。曾国藩一死，李鸿章与左宗棠开始明争暗斗，互相排挤对方。

如果左宗棠与李鸿章和平共处，或者左宗棠压倒李鸿章，不论是战是和，总之不被李鸿章压倒，胡雪岩就不会垮台。

晚清特殊的社会环境使得商业不得不依赖于政治。政治上的斗争往往使得商业发展历经波折，如果不依靠官场，不可能有大的发展，而靠得太近，却又会成为官场斗争中的牺牲品。

在日本、韩国等一些国家，近些年不断有经济丑闻出现。政府部门一些官员运用手中的权力，把社会建设项目有意识地交给某商人，然后从中牟取回扣，而商人也运用金钱来左右时局，这在美国的大选中表现更为明显。在有的国家，政客往往是大商人、大财团的成员，他们操纵国家经济大权，从而在政治上取得优势，又为自己谋得更大的权利，这使得政治往往束缚于某个集团，甚至某个姓氏，出现了“异化”的权力。

这就是现代版的外国的“胡雪岩”，然而这样的路，注定是上不得台面的，从而也注定了这种方式也决不会长久，尤其是在市场经济发达的今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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