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136章 他过江,我也过江!他谈高加索,我就谈泛斯拉夫主义!(1/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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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136章他过江,我也过江!他谈高加索,我就谈泛斯拉夫主义!
乌瓦罗夫这话一出口,办公室里原本融洽的氛围顿时变得有些尴尬。
埃尔德和布莱克威尔正打算上来打圆场,但还不等他们开口,亚瑟便已经轻描淡写地将过往的不堪一笔带过了。
「阁下。」亚瑟把雪茄搁在烟灰缸上:「或许您确实不了解我。但请允许我也说句实话,十年前在彼得堡的时候,我又何尝真正地了解过您呢?」
「喔?此话怎讲?」
亚瑟轻轻拍了拍桌上那本《乌瓦罗夫文集》的封面,笑著回道:「您当年送我的这套文集,这些年我经常拿出来重读。不瞒您说,每次重读,都会有些新的感受。以致于我经常会感觉,当年我对您的看法可能过于浅薄了。《建立亚洲学院计划》是篇好文章,但对于俄国研究者来说,《论与国民教育相关的历史教学》和《在中央师范学院庄严集会上的讲话》或许份量更重。」
说到这里,亚瑟特意顿了一下,随后总结道:「您可能知道,在伦敦大学,俄国史通常是并入欧洲近代史一同教授的,我们那里并没有设立专门的俄国史教席,所以每次要办俄国史讲座的时候,学校竟然还需要把我请回去献丑。学生们偶尔会要求我推荐俄国相关的书籍,而在涉及俄国教育部分时,我每次都会推荐您的这本文集。」
对于一位学者来说,恐怕再没有什么恭维能比亚瑟刚刚的这番话更高级了。
一个曾经与沙皇在高加索争得面红耳赤的英国自由派,如今却成了俄国教育理念在海外的传播者。
这种事,哪怕是在乌瓦罗夫最乐观的想像中也从未出现过。
当然,亚瑟这话倒也不全是恭维,虽然他称不上是什么正儿八经的学者,但他的学术立场总归还是要比政治立场靠谱的。
乌瓦罗夫在俄国教育史上的份量实在太重,虽然他是个学者,但在学者之外,他的主要身份是俄国的国民教育大臣,而这层身份也意味著,不管乌瓦罗夫的理念是对是错,俄国的教育改革都将完全受到乌瓦罗夫思想的指导。
因此,亚瑟在看乌瓦罗夫的论文时,从来都不是抱著研究学习的态度,而是在根据论文研判俄国的下一步改革会往什么方向走。
令人咂舌的是,截至目前,亚瑟按照这个方法对俄国进行预测还从未失手过,其正确率甚至超过了他对海军部和内务部下一步改革的猜测。
但不幸的是,如此「知俄」的亚瑟爵士却并没有因此得到外交部的青睐,哪怕俄国人已经与他一笑泯恩仇了,可外交部的官僚却依然没有原谅他当年在高加索的冒失举动,甚至其他部门也经常在亚瑟提出好心建议时,不近人情地搬出「高加索事件」来提醒他不要插手他不了解的领域。
尽管亚瑟对于白厅这种「对牛弹琴」的反应很失望,但考虑到白厅的内部团结,他总归没有把部门关系搞得太僵。
但他不直接批评白厅不代表他就不记仇,起码白厅防不住这个「老两面派」在外国」
友人」面前说小话。
「您愿意把我的文集推荐给伦敦大学的学生,这令我倍感荣幸。不过――――」乌瓦罗夫春风拂面,举杯痛饮,放下酒杯道:「说实话,我在俄国推行的那些改革,我自己都不敢说有多成功。您这么夸奖,倒让我有些惭愧了。」
「您有什么可惭愧的?」亚瑟叼著雪茄给乌瓦罗夫重新倒上一杯:「阁下,如果您都觉得惭愧,那英国这边负责教育的官僚就该集体辞职了。我不止一次推荐教育委员会借鉴普鲁士和俄国教育改革的成功经验,但每次我一提这事,他们就总要高唱自由主义的调子,说英国的先进政治与普鲁士和俄国的专制统治完全没有可比性。」
虽然在乌瓦罗夫看来,亚瑟这话说的十分难听,但实际上,这已经是亚瑟美化后的结果了。
因为当时枢密院某位阁下给他的回复是,如果亚瑟执意要这么干,那么他建议亚瑟可以去普鲁士王国任职,当然,考虑到高加索事件和亚瑟的生命安全,他就不建议亚瑟去俄国了。
更糟糕的是,自那以后,「普鲁士大臣亚瑟?冯?黑斯廷斯」的外号在白厅就不胫而走了。
虽然亚瑟至今没能查出这外号到底是谁传出去的,但考虑到白厅内部的食物链和克制关系,传闲话的不是外交部就是财政部。
当然,我们在此也不能排除海军部出了内鬼的可能性,因为海军部的不少人也有著充足的「犯罪动机」。
乌瓦罗夫听到这里,忍不住笑著调侃道:「爵士,您这是在向我抱怨贵国政府的不是?如果我没记错的话,您现在也是这个政府的一员,而且还是个级别不低的官员。」
「正因如此,我才更有资格抱怨。」亚瑟面不改色地端起酒杯,翘起二郎腿道:「阁下,您肯定明白一个道理,最了解政府毛病的人,往往就是政府内部的人。因为外面的人只能看到症状,里面的人才知道病因。我在白厅待了十几年,期间换了三个部门,跟五届内阁打过交道,最终,我得出一个结论。」
「什么结论?」
「英国政府最大的问题既不是腐败,也不是低效,更不是党派争斗。虽然这些问题英国都有,但又有哪个国家没有呢?在我看来,英国最致命的问题是,我们太喜欢为政府的无能找漂亮借口了。」
亚瑟吐出一口烟雾:「就拿教育来说吧,枢密院教育委员会虽然成立了,但每年的公共教育拨款却只有四万镑。为什么钱这么少?这是因为议会里的先生们说,政府不能过度插手公民自由,因此,教育可以是教会的事,是慈善机构的事,是家长的事,但唯独不能是政府的事。这个借口很漂亮,它既能省钱,又可以在道德上站住脚。但我知道,在俄国,在普鲁士,甚至在法兰西,都没有人会把自由主义用在这种地方。」
乌瓦罗夫笑著摇头道:「英国政府一听到普鲁士或俄国的教育制度就唱自由主义的高调,说实话,这种事倒也不是只发生在英国,类似的话我也听过,只不过是从相反的方向。」
「嗯?
「」
「在彼得堡,每当我在国务会议上提出增加教育预算的时候,也总会有人跳出来说,这些钱花得没有意义,因为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迟早会变成革命党。他们跟我说,你看英国,英国那么富强,不也没有在教育上投资多少吗?牛津和剑桥都是独立于政府的,不也照样培养出了牛顿和洛克?」
说到这里,乌瓦罗夫和亚瑟相视一笑,只听叮当一声,两人酒杯相碰,眨眼之间,杯子里的葡萄酒就又少了不少。
「看得出来,您为俄国的教育改革付出不少。」
「难道您在英国的海军部难道就轻松了吗?」
尽管改革方向不同,但作为政府中的改革派,乌瓦罗夫与亚瑟还是难免有些惺惺相惜的味道。
亚瑟循著他在俄国学到的风俗,掏出昨天刚从杰明街买来的鼻烟壶递给了乌瓦罗夫:「罢了,不聊那些鼠目寸光的家伙了。话说回来,我对您将教育与历史学相结合的观点深感认同。」
乌瓦罗夫接过鼻烟壶,倒了一些在手背上,将其吸入鼻中:「您是说,倘若有朝一日由你负责英国教育系统,您也打算这么做吗?」
乌瓦罗夫本以为亚瑟会顺著他的话往下说,岂料亚瑟却出人预料地反驳了。
「那倒未必,英国与俄国的情况不同。」亚瑟笑著回道:「按照您的观点,俄国是青年期国家,而英国则是正值壮年的成年期国家。所处的历史阶段不同,对待同样问题就要运用不同手法。如果将俄国教育的思想方针简单搬到英国身上,那就是从东正教、专制制度和民族性」变成了圣公会、君主立宪和民族性」,在圣公会与立宪制度上,我表示高度赞同,但在民族性的问题上,我还有疑虑。」
乌瓦罗夫闻大感惊讶,因为在他看来,英国如今正大跨步的向著「信仰自由」的方向迈进,而亚瑟?黑斯廷斯又是个重改宗的天主教徒,因此亚瑟就算反对,也应当是反对圣公会,他怎么会质疑三项原则中看起来最正确的「民族性」呢?
但乌瓦罗夫出现误判倒也正常,毕竟他并不知道亚瑟原先的天主教信仰也只是挂名而已,在世俗意义上,他信仰什么主要是根据政治需要。
不过――――
尽管亚瑟早先信仰天主教只是出于逃避警队的例行礼拜,但随著他逐步成长为警务系统的图腾级人物,他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现了天主教体制的优越性。
这倒不是说他打算重新回归天主教信仰,而是亚瑟觉得有必要按照天主教的结构重塑国教圣公会的管理体系。
这是由于在基督教的各个派别中,天主教的教权集中程度乃是最强的,倘若圣公会能够逐步恢复部分天主教仪轨,那么身为圣公会领袖的英国国王就将完成真正的政教合一,而由于英国的立宪制度,国王的权力又是由议会和政府代为行使的――――
因此,国王政教合一也就意味著政府完成了政教合一。
教会系统也将失去与行政系统并行的地位,转而成为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一个部门。
如此一来,最直接的好处就是,行政命令无法在地方教区得到贯彻执行的情况将会大为改善,教区再也没办法拿著信仰当令箭,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了。
当然,教区不听命令的问题倒也不是只有这一个解法,另一个解法便是高举「信仰自由」的旗帜釜底抽薪。
可是―――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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